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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支的生命

时间:2020-11-26 20:13:09 作者:admin 来源:互联网


大多数中国人对“劳模”这个词并不陌生。一提起劳模,人们便会联想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,老劳模那种默默无闻的“老黄牛”精神。当时全国涌现出了王进喜、郭凤莲、时传祥等一大批无私奉献,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老劳模。时移势易,到了21世纪,劳模头上的光环逐渐褪色,却与时俱进地出现了“过劳模”。

何谓“过劳模”

“过劳模”是最近刚刚流行的近乎调侃的新名词儿,意思是过度劳累的模范。这些人以牺牲节假日和个人休息时间为代价,拼命工作。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,基本上没有休息日,睡眠不足,三餐不定,依赖咖啡、香烟、浓茶和可乐来保持头脑清醒。

他们的工作强度,往往超过正常的敬业标准,甚至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劳模,因此被戏称为过劳模。他们和美国所谓的三超族(超负荷工作、超重、超量咖啡因摄入)非常相似,但又有所

不同。

短短两三年间,过劳模大军,已经迅速膨胀,势头惊人。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等四大城市的调查,已经有七成白领成为过劳模。

白领中流行的“四个保证”,形象地描绘出了这种没有休息日和休闲时间的工作方式,“星期六保证不休息;星期天休息不保证;中午保证不回家;晚上回家不保证”。传统的“朝九晚五”工作制,竟成了“朝九晚‘无”。

国内一家门户网站,曾就白领加班现象进行了调查。结果发现,在近7,000名被调查者中,64%经常加班,27%偶尔加班。每次加班时间超过两小时的,多达78%。而加班能获得超时补贴的,仅占17%。

韩德人力资源公司最新调查显示,尽管《劳动法》明确规定:“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,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”,但上海目前有42%的员工,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。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的“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”亦显示,40%的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。

调查还表明,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上班族,出现焦虑、失眠、记忆力衰退等症状。他们虽然待遇较为丰厚,却因加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身体严重透支。有些人疾病缠身,但得不到及时医治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,40岁前以命搏钱,40岁后以钱买命。

究竟与探源

毫无疑问,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,是导致过劳模的重要原因。激烈的职场竞争,迫使人们丝毫不敢懈怠,精神高度紧张。很多白领在职业规划时,不切实际地为自己设定了过高的目标,同时,庞大的就业人群,使得他们或被迫或自愿地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。因为,如果你不愿牺牲休息时间把工作做好,老板就可能另请别人;你不自愿加班,一些自愿加班的人就会很快超越你;你不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,老板可能会让你失去饭碗。

《中国青年报》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,71.7%的人认为,和10年前相比,现在就业更难了。而对于未来10年的就业形势,51%的人认为会越来越差。

这样严峻的就业形势,不仅影响着尚未就业的人们,同时也给已经就业的人造成无形的压力,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,自己就会遭到解雇。

于是,《劳动法》明文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,对于都市白领来说成了奢望。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、加班加点熬通宵、牺牲节假日和双休日,成了常态。最为典型的,当属国内著名的华为公司提倡的“床垫文化”。这个公司为每个开发人员配备了一张床垫。午休时,席地而卧;加班晚了不回家,就在床垫上过夜。累了睡,醒了爬起来接着干。床垫文化竟成了华为引以自豪的企业精神

的象征。

一位华为员工说,从进入公司第一天起,每个人就必须努力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发挥到最大值。在不少部门里,加班是个人绩效考核的一部分。在华为,不懂得鞠躬尽瘁,就无法出人头地。

“企业文化就是鼓励加班,因为华为必须尽量缩短工程周期,才能与国际巨头竞争。”这样的企业文化,自然成了孕育过劳模的温床。而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。

可怕“过劳死”

过劳模的一个可怕后果,便是“过劳死”。过劳死现象源自日本,指的是因工作时间过长、劳动强度过高、心理压力过大、长期处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,而导致猝死。1994年,日本对过劳死开始了法律干预。

经济的发展,城市节奏的加快,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,工作时间越来越长,过劳死也呈急剧增加趋势。社会竞争日益激烈,迫使许多人不得不在本已疲惫的情况下,仍然做着超负荷的工作,乃至发展为过劳死。有司机倒在方向盘上;企业主倒在健身房里;女主播倒在演播室中。更有一重点高校,在短短几个月中,发生了三名中青年教师猝死的事件。

据估计,每年过劳死的人数,多达60万。与此同时,无数的白领正义无反顾、源源不断地加入过劳模大军,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健康和生命。

过劳死现象,在中国最多出现在中年知识精英当中,而且有迅速年轻化趋势。据中国体改委专项调查,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,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。上海社科院《社会科学报》公布了跟踪近10年的“知识分子健康调查”,结果显示,北京知识分子寿命从10年前的58?59岁,降至53?54岁,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.85岁,低近20岁。

而在上海地区,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,较全市职业人群早逝世3.26岁,其中15.6%发生在35-54岁的早逝年龄段。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,大约超过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。

2006年春节前短短4天内,清华大学相继有两位年龄不到45岁的教师溘然辞世,接着就是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,猝死时年仅32岁。

2006年5月,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,因病毒性脑炎而死,引起了关于企业文化和生命价值的广泛讨论。在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,胡新宇一直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,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,打地铺过夜。床垫文化曾经为华为创造了辉煌,但是,人们认为,无论面对怎样的竞争压力,任何企业文化都不应失去对生命的尊重,更不能戕害生命。

2007年4月18日,年仅34岁的原晓娟死在了病床上。她生前曾任《时尚》杂志社《美食与美酒》杂志的编辑部主任。她的丈夫项立刚说:“我太太患上癌症和她的工作是有关系的。”原晓娟生前将自己的病床日记,发表在博客上,她把自己得病的原因总结为三点。第一,超常的工作强度和严重不足的睡眠;第二,饮食不规律;第三,压力和紧张。

生命的漠视

“过劳模”与“过劳死”,凸显的是中国人整体对生命的漠视和对金钱的贪恋。从“我以青春赌明天”到“我以生命赌明天”,其动力无非是钱和利。可是钱是永远也挣不完的,生命却是有限的。如果为了钱而丧失了生命,到手的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?法国诗人吕凯特说过:“生命不可能有两次,但许多人连一次也未善度。”这实在可悲,由此我想起一个故事。

有一位农夫,早出晚归,辛勤耕耘着土地,常常忙得连午饭也顾不上吃,总觉得时间不够。每天太阳要下山的时候,他便感叹一天的时间太短,常常自言自语,我得积蓄五谷,以备不时之需。

国王听到了,很同情农夫,便对他说:“你工作很认真,对父母孝顺,对子女有爱心,对邻居和睦相助,所以我要赏赐你更多的土地,使你富足。今天,以这里为起点,你可以尽力去跑。等你绕一圈子回到原点时,我将把圈内的土地赠送给你。”

农夫听后高兴极了,撒腿便跑。当他跑了半个小时,往后看看,心想,这一圈够大了,这块土地所产的五谷足够供我一生所用了!可是转念一想,机会难得,应该为儿女再跑一段路,让他们也有一份家产才是。

于是他又跑了一个钟头。他又渴又累、汗流浃背,往后看,离起点已经很远了,应该返回了。可是这时他又想起了他的兄弟姐妹,于是又气喘吁吁地跑了一段。这时他的胸口开始有点发闷,头也有点晕。于是他又想,唉!我毕竟年纪大了,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,那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呢?也许我应该再咬咬牙多跑一点路,以备养老之需。

可是就在这个时候,农夫体力不支倒地,很快就死去了,终于没有把那个圆圈合上。当然,他连一分土地也没有得到。

故事的寓意很明显,应该珍惜生命,不应为了钱财而丧失生命。有一句话说得好:“人若赚得全世界,赔上自己的生命,有什么益处呢?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?”

为什么工作?

工作原本是上天赐给人的祝福。人可以享受工作的快乐,在工作中得到满足。但是当人犯罪后,上天宣布“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,你必终身劳苦,才能从地里得吃的……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……”从此,工作对人来说不再是一种享受,工作的性质也成了出卖时间换取金钱,也就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金钱,因为生命的长度是以时间来衡量的。

但是,人如果能恢复与上天的正常关系,那这个古时的诅咒就被破除了。那时对人们来说,工作的目的,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生活、生存、自我实现,而是服侍人、服侍上天。简言之,工作就是运用上天所赐的能力,不仅满足自己,更要服侍别人、造福社会,并且荣耀上天。

那时人们也将不再为明天忧虑,就如那句话所说的:“所以我告诉你们,不要为生命忧虑,吃什么,喝什么;为身体忧虑,穿什么,生命不胜于饮食吗?身体不胜于衣裳吗?”“所以,不要为明天忧虑,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,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”

这是上天给一切信靠他的人的宝贵应许。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所需,他看顾天空的飞鸟,野地里的百合花,他岂会不看顾信靠他的人吗?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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